六四屠殺事件後，中共當局為了開脫自己下令屠殺的責任和為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提供依據，完全不顧事實真相，一再造謠汙蔑學生和民眾發動了反革命暴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時任中國國務院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的陳希同受中共中央委託，於1989年6月30日在中國第7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8次會議上所做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該報告中聲稱：「（1989年6月3日下午5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

中央汙衊手無寸鐵特別糾察隊

陳希同報告中所提到的1989年6月3日下午5時許，我正率領特別糾察隊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執行維持秩序的任務，根本就沒有發現高自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假如真像陳希同報告中所說的那樣，高自聯、工自聯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之類的武器，那麼，我們這些擔負著保衛劉曉波等4位絕食請願者和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任務的特別糾察隊，無疑將優先獲得這類武器，而事實上我們特別糾察隊與天安門廣場上所有的學生和民眾一樣，都是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

盡管當時的北京局勢已經十分緊張，解放軍戒嚴部隊武力清場的行動箭在弦上，但我們特別糾察隊與所有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人們一樣，繼續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依然絲毫沒有以暴易暴的準備，一直到6月4日清晨5時30分左右被解放軍戒嚴部隊以武力強行驅逐出天安門廣場，我們特別糾察隊與所有的堅守者一樣，依然是赤手空拳、手無寸鐵的。何況，解放軍戒嚴部隊以武力占據天安門廣場以後，也並未在天安門廣場繳獲陳希同在報告中所說的這類武器。

此外，我在天安門廣場的親身經歷，足以證明陳希同在報告中所說的「（高自聯、工自聯）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也不是事實，而是刻意製造的謊言。

1989年6月3日晚上6時左右，一群學生和市民將一名身穿便裝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送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交給我們特別糾察隊處理。當時，身穿便裝進入天安門廣場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為數眾多，大多是在分批、化裝開進途中因為迷路或失散的軍人。從1989年6月2日下午開始，第27集團軍、第63集團軍和第65集團軍的部隊官兵奉命身穿便裝、徒手、分批進入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側的人民大會堂，第24集團軍的部隊官兵奉命身穿便裝、徒手、分批進入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準備參加天安門廣場武力清場行動。

糾察隊出面保護解放軍人身安全

這名被學生和民眾抓住的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是一名士兵，起先不承認自己是軍人，但被學生和民眾從襯衣口袋裏找到了士兵證。當他被送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最高層的時候，由於沿途受到一些學生和民眾的譴責，已經驚恐得失去常態，雙目失神，臉色蒼白，語無倫次，但渾身上下並無絲毫受傷之處。我們特別糾察隊按照一貫的宗旨，急忙將他保護在位於人民英雄紀念碑基座最高層西南角的一個大帳篷裏，將他與學生和民眾隔離，並隨即請來了一位在絕食棚中照料劉曉波等4位絕食請願者的醫生，我們知道，身穿白大褂的醫生有助於穩定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情緒。我們明確告訴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他絕對不會有人身安全問題，也絕對不會被我們扣押。我們並沒有對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進行盤問，只是借機向他較為詳細地講解了1989年民主運動的真相和訴求，希望他和他的戰友們不要武力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後來，我們委託醫生伺機用救護車將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安全地送出了天安門廣場。

我所親身經歷的放走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的這件事，就發生在陳希同在報告中所說的1989年6月3日下午5時以後不久，而且發生在中共當局所謂的學生非法組織——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所在地，然而，這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不僅沒有遭遇到陳希同在報告中所說的「抓住軍警就往死裏打」的命運，反而受到了應有的保護，並最終被安全地送出了天安門廣場。根據我的長期資料搜集和研究，事實上，在解放軍戒嚴部隊開槍殺人之前，盡管有不少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在開進時遭到學生和民眾的攔截，但都只是被告誡不要武力鎮壓和平請願的學生，並沒有任何一名解放軍戒嚴部隊軍人遭到「往死裏打」命運。

作者》吳仁華  1989六四民運參與者，歷史文獻學者，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六四事件全程實錄》。